Part 2 中 局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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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弯下身子，轻轻抚摸着他的脖子。“你将返回州际高速公路。”我嘟囔道，“绕着这座城转圈。每经过一个出口，就将时速提升十英里。经过第四个出口时，闭上你的眼睛，我叫你睁开你再睁开。如果你听懂了就点头。”

男人点了点头。他双眼圆睁，目光呆滞。我本不想“进食”他，但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

“去吧。”我说。

我注视着奔驰离开停车场，左转驶上高速公路。闭上眼睛，我能看见长长的引擎盖，对面来车的头灯光芒，以及加速之后超过的其他车辆的尾部反射板。我能感觉到空气的嗡鸣，羊毛衫下的前臂痒痒的。我嘴中尝得到雪茄苦涩的味道。我打了个寒战，微微收回心神。经过第一个出口的时候，司机平稳地将时速提升至六十五英里。他已在几英里之外，我的感觉越来越模糊。我似乎听到了停车场的噪声，感到了拂面的微风。车速达到每小时九十五英里时，司机闭上了眼，但我对这一刻只有若有如无的感觉。

不出所料，汽车旅馆里的陈设异常简单。这无关紧要。我脱掉雨衣和破损的印花裙子。我的身体左侧只有轻微的擦伤，但我的裙子和连身衬衣毁了。我小手指上的伤口比身侧的伤口疼得多。我强忍睡意，洗了个热水澡，还洗了头，然后裹着两条毛巾坐下，痛哭失声。我甚至连睡衣和换洗的内衣都没有。我没有牙刷。银行要星期一早上才会开，也就是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只能坐着哭泣。我太老了，已经被人遗忘，孤独无助。我想回家睡在自己的床上，像往常一样，享受早上索恩先生送来的咖啡和羊角面包。我哭得更像是惨遭遗弃的孩子，而不像一把年纪的老妇人。

过了一会儿，我侧躺在床上，毛巾依旧裹着身子，盖上被子和床罩，昏昏睡去。

我睡到第二天中午，被试图进入房间的女服务员吵醒了。我到厕所喝了一杯水，尽量不去看镜中的自己的影像，然后回到床上继续睡。拉上窗帘后，房间很黑，通风机发出轻微的运转声。我就像一头回到阴暗巢穴中的受伤的野兽一样，再次昏睡过去。我不记得自己做了梦。

那天晚上我醒来，比前一天更加眩晕无力，浑身疼痛。我试图改善自己的形象。但我无从下手。印花裙烂了，我只得随时把雨衣穿上。我的头发亟须打理。尽管如此，我的皮肤却散发着光泽，下巴上的肌肉也紧绷起来，岁月在额头刻下的皱纹也似乎被抚平了。我感觉自己更年轻了。尽管前一天被惊吓得不轻，但这次“进食”让我感觉好极了。

在停满车的停车场另一头有一个餐馆。那里的环境令人很不舒服——灯亮得可以当手术室，红格子塑料台布上还留着小工用脏海绵擦拭过的湿漉漉的痕迹，大大的塑料菜单上印着旅馆“推荐菜品”的彩色照片。我认为这些照片是给不识字的顾客准备的，他们看不懂那些夸张的宣传语——“绝味松脆薯条！”“经典南方风味玉米片，与祖母做的一个味道！”菜单上充斥着独白和感叹号。一篇附文解释了这些奇怪的南方美食是什么，鼓动北方游客大胆一试。薯条和玉米片只是贫困的黑人果腹用的粗粮罢了，不知为何竟然成了下一代人的“灵魂食品”。我点了茶和英式小松饼，然后足足等了半个小时。邻桌是一个缺乏教养的北方家庭，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吃饭的声音还特别大。我脑子里再次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法律规定孩子和大人必须在不同的公共设施进食的话，这个国家一定会更加井然有序。

回到汽车旅馆之后，天已经黑了。我无事可做，只好打开电视。我已经有十多年不看电视了，但电视节目基本没什么变化。体育频道被崇尚蛮勇的橄榄球比赛占据。“教育”频道反复灌输着相扑的美学。第三个频道里播放着一部不时被广告打断的电视电影，女主角是一个雏妓，一名社会工作者苦心孤诣地想把她从堕落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这白痴节目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常见的那种专门刊登侦探小说的廉价报纸。通过谴责令人愤怒的禁忌行为——我年轻时是“自由恋爱”，现在则是媒体所说的“儿童色情”——反而让我们沉迷于令人兴奋的禁忌行为的细节之中。

最后一个频道是本地新闻。

年轻的黑人女播音员播送着关于“查尔斯顿凶杀案”的报道，整个过程中都面带微笑。警察在调查嫌疑人和作案动机。证人描述着查尔斯顿那家著名旅馆里的大屠杀。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追查福勒夫人的下落。她常年居住在查尔斯顿，她的一名仆人也是遇害者。这个老太太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这个报道持续了不到四十五秒。

我关上电视和电灯，躺在黑暗中瑟瑟发抖。我告诉自己，四十八小时后，我就可以住进法国南部安全而温暖的别墅里了。我闭上眼睛，努力想象着通往水井的石板路两侧的小白花。有那么一瞬，我甚至闻到了南方夏季风暴带来的海水的咸腥味。我想起了遍布山谷的方形果园，想起了果园附近镇子里红色和橘红色的倾斜的梯形屋顶。这幅画面突然叠加在尼娜留在我脑海中的最后的影像之上。她瞪大了蔚蓝的眼睛，似乎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她的嘴微微张开，额头上的孔洞仿佛只是一个污点，她用指甲修剪整齐的长指头轻轻一抹，就能将其擦去。然后，半睡半醒之间的我看见血从那个洞里，还有尼娜的嘴、鼻和大大的眼睛里汩汩流出。

我把被单拉到下巴下，竭力排空所的杂念。

我只是需要一个手提袋。可是，如果我打车去市中心的银行的话，就没有钱买手提袋。但到银行去就必须有手提袋。我又数了数钱夹里的现金，但就算把零钱算上，钱还是不够。我站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我叫来的出租车在停车场里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

进城的路上，我让司机在一家打折药店停下，解决了烦恼我的问题。我花了七美元，买了一个秸秆编织的“大手提袋”。这趟车打下来——车停下等我在药店买东西的时间也要算钱——只花了十三美元多一点儿。我给司机一美元小费，兜里还剩些零钱。

我站在人行道上，等待银行开门。我猜自己看上去一定很怪。头发毫无发型可言，脸上没有化妆，黑色雨衣上还残留着手枪火药的味道，领口的扣子勒得我脖子生疼。我右手抓着硬邦邦的新手提袋。要是我再穿着一双网球鞋的话，就活脱脱一副“购物大妈”的形象。这时我想起自己脚上穿的是低跟甲板鞋，看起来同运动鞋确实有几分相似。

不可思议的是，经理助理认出了我，看上去还很高兴。“啊，斯特朗夫人。很高兴再看到你！”他说。我怯生生地走向他的柜台。

我十分惊讶。上次我来银行是差不多两年前了。我的账户上也没存什么巨款，不值得经理助理对我如此殷勤。我惊慌了好几秒，心想警察一定已经查到这里了，我落入了他们的圈套。我扫了眼银行里的顾客和工作人员，试图分辨哪些是便衣警察。但经理助理态度随和，满脸堆笑，让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个家伙只是对自己能记住客户的名字备感自豪罢了，此外别无深意。

“好久都没见到您了。”他笑容可掬地说，将我上下打量了一遍。

“两年了。”我说。

“您丈夫身体好吗？”

我丈夫？我竭力回想上次来银行的时候编了什么故事。我没有提到……我忽然想到，他说的是那个每次我来都默默站在我身边的秃头高个子绅士。“啊，”我说，“你是指索恩先生吧？他是我的秘书。他已经不再为我服务了。而真正的斯特朗先生已经在1956年因为癌症过世了。”

“噢，不好意思。”经理助理说，他原本红润的面庞变得更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