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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如焉》的讨论谈起
邓晓芒
[内容提要]本文从胡发云小说《如焉》的讨论会引出作家的根的问题，提出作家创作的根不在外在的社会环境，而在作家个人对人类情感、首先是对自己内心情感的“敏感性精神”，即天才的创造力和对自我感觉的体验能力。因此对作品的评价最基本的标准就在于它是否感动人，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沟通。但这种普遍共鸣不仅要从空间的广度上来衡量，而且要从时间上的可能性和长久性来衡量。后者正是现代文学更为重视的尺度，然而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一样都表达了艺术传达人类情感这一本质。文章还结合《如焉》中的人物及残雪的现代文学理念论证了上述观点。
[关键词]敏感性精神 创造力 自由 情感传达 现代文学理念 普遍人性
Where is writer's root？
——To speak from the discussion on the Ru Yan
[abstract]Based on the seminar on Hu Fayun's novel"Ru yan"，this article proposed a question on writers'roots, pointing out that their roots exist not in the external social environment. It lies in the emotion of the author's to human-being, mostly the sensitivity spirit（l'esprit de finesse），namely genius creativity and ability to experience feelings of oneself.As a result, the basic criteria of comments upon works lies in whether it is touching, arousing communication and sympathy among people, not only measured by means of extend of space but also duration and possibility of time, the latter of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more important scal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However, both contemporary and classic literature express the essence of transiting of human's emotion of art.Besides,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views above by relating them to characters in"Ru yan"and Can Xue’s idea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l'esprit de finesse creativity freedom emotion-transiting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dea common humanity
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发表于《江南》杂志2006年第1期后，引起了评论界和思想界的极大的关注，好评如潮，甚至地摊上还出现了盗印的单行本。今年4月21-22日在武汉东湖公园举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邀集了我们武汉和外地的一些名人或非名人，大都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这次讨论会后来由《南方都市报》作了专题报导，主要是在思想界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由于残雪的介入，而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但在文学评论界，尚未见有人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对此加以评说。不过我觉得，残雪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文学评论界认真思考的，这就是作家的根究竟植于何处的问题。残雪的提法有一种观念上的突破。
我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主要是谈了我自己对作品的直观感受，以及我对作品的思想深度的挖掘，而没有涉及作家的根的问题。但从整理出来的谈话纪要来看，会上尽管众说纷纭，实际上大都是在自说自话，而没有形成观点的交锋，因为各人对于作家创作的立足点持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于作家和他的作品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残雪的激烈的批评也正是针对这一点而发的。人们也许会以为，这种批评完全没有什么意思，文学创作各有各的做法，别人固然没有理由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残雪，残雪也没有理由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例如说，有的作家就喜欢“文以载道”，用作品来干预政治或关心人民大众的“现实问题”，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老百姓的底层生活或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而另一些作家则偏爱表现自己个人的感受，将创作植根于内心的天才和灵感，这些都无可厚非，应该互相宽容，多元并存。我通常也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文学领域中的各种不同风格流派和倾向，众声喧哗总比一言九鼎要好。但残雪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一个文艺政策和文化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忽视形而上的问题而只对一部作品作形而下的评价，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文革中发挥到极致，在80年代仍然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主流。我们总是动不动就说这部作品“宣扬”了什么，“揭露”了什么，并由此引伸出我们应该“提倡”什么，“鞭挞”什么，却永远也无法理解一部作品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残雪为什么那么厌恶80年代文学的“传统”的缘故。
到了9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有一大批作家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而说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说的话了。所以我认为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期，因为它正是中国文学主流传统的崩溃期。不过，这个年代的文学仍然大都具有某种两可的动摇态势，它既可以是中国作家向人性深处突围的开始，但也可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叛，有一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例如，即使是在最极端的两性问题上的冲击（《废都》、《丰乳肥臀》、《上海宝贝》等），也仍然有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它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一旦意识形态的压力消除，如解禁甚至默许，就可能失去其力度，甚至成为一种更新了的意识形态的同谋。但如果这些作家继续努力向人性的深处探索和挖掘，也是完全有可能在纯文学的意义上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可惜这些作家大都没有对自己的“根”的明确意识，也许是由于本来就扎根不深，天分有限，进入21世纪，通常都江郎才尽，有的改行，有的勉强支撑一个空头门面，成为更具弹性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的一环。到今天，外在的可供选择的题材已经几乎被用尽，除了某些太敏感的话题不能说以外，性交、乱伦、同性恋、魔幻、怪力乱神、精神病、梦呓、戏说、语言狂欢（“无喱头”）、吃人肉、变态……已经被中国作家玩了个遍。中国读者的神经已经受过了一切可怕的考验，如今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们感到惊奇和闻所未闻了，在这样的时代，作家何为？
我认为，真正的作家不屑于趋附潮流和时尚。这并不表明他们脱离时代和社会现实，而只说明他们的现实更深地埋藏于人性的内部，他们凭借自己的天才和敏感而发现了它，并且让它在自己的作品中喷涌而出。他们不需要到某个地方去“体验生活”，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生活，既生活在日常现实的世界（家庭、单位、菜场、医院、公交车等等），也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外部生活和内部生活是一体的，他们的生存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In-der-Welt-sein）。在外部生活中，他们和“常人”（Man）没有两样；但他们和常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赋予在世以自己个人此在（Dasein）的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他们装出来的，也不是从流行理论中借来的，更不是用来向人炫耀、用来谋取其他好处的手段，而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此外，这种意义即使在他们自己内心也是飘乎不定和捉摸不透的，因而是作家的痛苦之源。每当他们模模糊糊地抓住了一点什么，他们就喜不自胜，有一种要把它完整地表现出来的冲动；或者说，只有在这种冲动所激发出来的写作欲望中，在如醉如痴的写作过程中，这种模糊的意义才能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但总不能达到完全的澄明。半吊子的作家虽然也模模糊糊地抓住了一点什么，但却以为这就是一切，因而他们的痛苦只是一时的，随着作品的完成，他们就志得意满，不思进取，甚至用他们的一点成就向社会要价。至于那种看别人眼色行事而玩弄文字技巧的写手，是连“作家”之名都配不上的。今天人们呼吁作家用自己的才华为社会“服务”，或者去“关注”什么、“批判”什么，这无异于要求作家成为“写手”。但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得好，作家不是医生，而是“病痛”。
当然，对作家的这种呼吁一般说来也并没有错，如果这种呼吁并不是特别对作家的呼吁，而是对一般人、包括对广大民众的呼吁的话。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家当然也属于一般人和“匹夫”之列，并不具有特殊的身份。作家也是人。但这种呼吁的迷惑性也正在这里，它仿佛是特别针对作家而发的，似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作家的“责任”和“使命”。人们往往举一些著名作家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例子来论证作家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如左拉在“德雷弗斯案”中，或萨特在抗议越战中所起的作用。但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好公民，而不能证明他们是好作家，好作家还是要由他们的作品来证明。作家最好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的作品，连恩格斯都说，作家的倾向性越是隐藏起来就越好（所谓“莎士比亚化”）。作家既然生活在社会现实中，他当然也会有政治态度，正如他也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一样。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这些倾向性都应该在艺术的熔炉中经过陶冶，成为他的艺术创造力和艺术感觉的材料。至于凭借作家的政治态度来评定他的作品的优劣，这种片面武断的文艺观多年来已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失，也是完全不符合世界文学史的客观实际的，在今天实在不应该再重新占据我们的头脑了。
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问题：作家的根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就在作家内心的敏感性精神中。“敏感性精神”（l’esprit de finesse）原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用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几何学精神”，一种是“敏感性精神”。前者是论证的、推理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后者是在日常应用中的良好的洞见力，能够从异常繁杂的事物中凭借“极其细致而又十分明晰的感觉”而一下子把握整体。这两种精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相渗透的，但敏感性精神要比几何学精神更高，因为它直觉地把握到的东西，用几何学精神来推论却会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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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它虽然也离不开理性（几何学精神），但并不归结为理性，而是把理性当作它自身的工具。所以，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力，或者说独创性，而这种创造力和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上，他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态中独具只眼，见到特殊的审美价值，甚至凭借情感和情绪所要求的想象力构思出一种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事态来，并通过熟练地驾驭文字把这些审美价值表达出来，感动他人。我们通常把这种能力称之为“天才”。作家的天才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一个是对语言的敏感性；而对语言的敏感性其实也是对情感的敏感性在语言上的体现和引伸，它使对情感的敏感性带上了自己的特殊类型，也就是以“写作”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艺术家气质。另外一些人如音乐家和美术家则是以另外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艺术家气质的人。
所以我认为，作家的根就在于他对人类情感、首先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敏感性，以及把这种敏感性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感人”的）能力。立足于这一点，我们对一个作家作品的评价就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打动了我们内心最隐秘的情感。有人也许会说，我内心的情感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不需要别人来打动。这就是那种不理解人性深度的人所说的话。其实人在日常生活中最不了解的恐怕就是自己了，哪怕他生活了很多，也积压了很多不吐不快的情感，甚至积聚了一股巨大的情绪，但他说不出来。既然说不出来，也就模模糊糊，不能确定，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于是就想，如果有一个小说家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都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就好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很大的遗憾，甚至是终生的遗憾，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都写出来，我们说：“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才能！”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其实都是一部小说，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当然，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来帮你写一部小说，即算有小说家对你的生活题材感兴趣，他借此写出来的小说也只是他自己的故事，是他凭自己的情感所敏感到的他的可能的经历；但正是他的这种敏感，触动了你内心那根敏感的神经，使你更深刻地认识了你自己。你会说：这正是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而这样认识到的你自己，显然就不只是你这个孤立的个人，而是在你心中、但他人也可能拥有的普遍人性，是从他人那里重新获得的你自己。人与人之间借此而达到了共鸣和沟通。甚至可以说，自古以来的人性，或者说人类的共同的精神性，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并且今天还在引导人类向精神的深处携手同行。这种精神的蕴含是无穷尽的，它永远有隐秘的未知领域在诱惑着我们，首先诱惑着那些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如果要说作家有什么责任和使命的话，这就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作家精神生活的真实结构了。作家在自己内心的情感的敏感性这个基础上，作为一个艺术家，把其他一切生活的内容都当作使这种创造力得以运用起来的材料。作家并不放弃生活中其他的内容，他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关心自己的心胸狭隘的人，不是那种只对自己的声音着迷的自恋者，而是广泛地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大自然，对一切现实事件、事物和各种人物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真切的感受。他当然也可以关心政治，关心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状况；或者，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只关心昆虫，关心植物和动物。但从作家的使命这个视角来看，这一切都只是有待于作家的创造力加以升华的基本素材。反过来说，一个作家日常生活素材的丰富性，也决定了他作品内涵的包容性，这是他的作品富有思想性的一个前提。但作品的思想性不仅仅是指它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广度，而且是指作家运用自己的敏感性精神对现实素材进行思考和抽丝剥茧地琢磨加工的深度。在这种琢磨加工过程中，理性，或者说“几何学精神”，起着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因为这种加工实际上是对现实材料的层层深入，每一层都不可与另一层相混淆、相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