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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很怪。”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我原来也喜欢她，但我昨天碰到她手的时候，那感觉太搞笑了。”

“搞笑是什么意思？”我问。接待员戴着厚厚的眼镜，我的视野被扭曲了。我从不需要眼镜，除非要读书看报。

“搞笑，”女孩说，“古怪。就像摸到了蛇皮。我很快就松开了手，在她晕倒之前就松开了。可我就是觉得她不是好人。”

“不错。”女孩的妹妹说。

“闭嘴，艾莉。”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显然后悔对我讲了这么多。

“我喜欢那位慈祥的老奶奶。”五岁的男孩说。他在来医院之前似乎哭过。

我招手示意两个女孩去服务台。“过来，姑娘们。我有东西给你们。”我在抽屉里翻了一会儿，找到了两颗包着糖纸的薄荷糖。年级最大的女孩伸手要拿，我狠狠地抓住她的手腕，“我先来给你算算命吧。”我让接待员压低声音说。

“放开我。”女孩说。

“闭嘴！”我喝道，“你的名字是塔拉·沃登，你妹妹的名字是阿里森。你俩住在公园山上的一座大石头房子里，你们管那儿叫城堡。不久之后的一天深夜，一个长着黄色尖牙的绿色大妖怪就会来你的房间找你，他将把你——把你们两个——撕成碎片，吃进肚子。”

两个女孩踉跄着后退，脸色惨白，双眼圆睁。惊惧之中，她们甚至都忘了合上嘴。

“如果你们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比如你们的爸爸、妈妈，任何人，”我让接待员故意发出可怕的咝咝声，“妖怪今晚就会来吃你们！”

两个女孩跌跌撞撞地后退到座椅边，跌坐下去，瞪着这个蛇一样可怕的女人。一分钟后，一对老夫妇来服务台询问某个房间怎么走，我便让接待员恢复成她自己——可爱，单纯，还有点儿好管闲事。

楼上，哈德曼医生已经向霍华德·沃登介绍完我的病情。走廊上，护士长欧德史密斯检查了给病人的药物，还特别留心检查了给“多伊夫人”的药。在我的房间，名叫休厄尔的年轻护士正在温柔地用冷压布给我擦拭身体，几乎是虔诚地在为我做按摩。那种感觉只是若有若无，但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接受悉心呵护，我会安心许多。重新拥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第三天，准确地说，是第三天晚上，我正在休息——我已经不会真正地睡眠，只是让自己的意识在不同的受控者之间随机地飘来飘去，就像是做梦一样——这时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几十年都没有体会过的肉体兴奋。一个男人搂住了我，下身不停地撞击我。我感觉心脏狂跳，我年轻的乳房紧贴着他的胸膛。

是康妮·休厄尔护士在储物间里与实习医生交欢。我反正也睡不着，就索性让意识重返休厄尔护士的大脑。我安慰自己，这场交欢不是我主动挑起的，我只是参与罢了。那一晚过得非常快。

我不知道我是何时有了回家的念头的。头几个星期或者说头一个月，医院对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到二月中旬，我就越来越频繁地思念查尔斯顿和我的家。入院第三周，哈特曼医生将我转移到七楼一个更大的私人病房里。在大多数医护人员的印象中，我都是一个配得上特殊照顾的有钱老太太。这倒不假。

可是，医院的一位主管——马卡姆医生——却不停地问我的情况。他每天都会来七楼，像一条闻到猎物气息的猎犬一样。我让哈特曼先生打消他的疑虑。我让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给他解释。最后我甚至进入那个家伙的思想，用我自己的办法让他放心。但他铁了心要同我过不去。四天之后，他又回来了，问护士我接受了哪些特别护理，并要求知道是谁在为我的药品、检查、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和专家会诊付钱。马卡姆指出，办公室没有我的入院记录，没有病历，没有电脑打印出的费用清单，也没有费用如何支付的确切说法。欧德史密斯护士和哈特曼医生答应出席明天上午的会议，讨论我的问题。参会的除了马卡姆，还有医院董事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和其他三名高管。

那天晚上，马卡姆回家的时候，我进入了他的意识。斯古吉尔河高速公路非常拥堵，让我想起了圣诞前夜的纽约。就在我们即将达到与罗斯福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时，我让我们的这位朋友把车开上了狭窄的路肩，打开闪烁的应急灯，站在这辆奔驰车前。我帮他在那儿站了一分多钟，挠着光头，不知道他的车出了什么毛病。他很快就会明白我的目的——五条车道都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其中内侧车道上是一辆大卡车。

我们的高管朋友三个箭步冲出去，跳到车前。我听到气喇叭发出的咆哮，看到快速逼近的卡车司机脸上的惊恐表情，感受到马卡姆转瞬即逝的困惑与惊惧。沉重的撞击将我送回到别的视角。我找到了休厄尔护士，她正焦急地等待着换班，等待着那个年轻医生的到来。

住院期间，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我能在时间的长河中进退裕如，就像我能轻而易举地在不同的视角间转换一样。我尤其喜欢重温我和尼娜，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威廉在欧洲度过的那些夏日。

我记得，在凉爽的夏日夜晚，我们三人会沿着维也纳有名的戒指路散步。维也纳的名人全都身穿华美制服在这条路上行走过。威利喜欢去诺斯多弗街的斗兽场电影院，但那里放的全是沉闷的德国宣传片，我和尼娜经常骗我们的年轻导游去克鲁格-基诺电影院，那里经常播放美国黑帮电影。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配音的有声电影，在听到吉米·卡格尼【47】在屏幕上说蹩脚的奥地利德语时，我笑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我们常常在离卡特纳大道不远的莱斯酒吧喝饮料，同其他年轻的狂欢者互致问候，在高雅舒适的真皮座椅里放松，看着红木椅、酒杯、镀铬托盘、镀金大理石桌反射的流光。有时候，一些穿着时髦的妓女会从旁边的克鲁格街带着她们的客人过来，让整个夜晚带上狂野放纵的色彩。

我们每晚在城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维也纳最好的音乐餐厅“傻大个”。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经营那个店的是两个犹太人——卡尔·弗拉卡斯和弗里茨·格伦鲍姆。即便后来，纳粹党员和冲锋队员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街道上大肆破坏时，这两个喜剧演员也会逗得老顾客哄堂大笑。他们会夸张地模仿纳粹的行为，粗暴地闯入聚会，争论法西斯教条的细节，同时对狗、猫和行人都会行纳粹见面礼。我记得威利捧腹大笑，最后连眼泪都顺着红色脸颊流下来了。有一次，他甚至都笑得喘不上气，尼娜和我只好猛拍他的后背，还给他喝了我们的香槟酒。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威利漫不经心地提到，在他被转移到东部前线之前，弗拉卡斯或格伦鲍姆——我记不起来到底是谁了——死在威利管理的一个集中营里。

尼娜当年非常漂亮。她的金发烫剪成当时最时髦的样式，而且她继承了一大笔钱，可以穿巴黎最好的丝绸裙子。我尤其记得她的一条绿色礼服，前胸领口开得非常低，柔软的织物紧贴着她的小乳房。绿色凸显出她精致的粉红色肌肤，也让她的眼睛看上去更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