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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安妮·毕晓普这种人非常了解——在长期冬眠生活中，我一直戴着这种老处女的面具。她是一颗寻找轨道的卫星，任何一颗能让她免于冰冷、孤独的星球都能将她捕获。下身瘫痪的弟弟对她来说是上帝的恩赐。尽管全身心地奉献给丈夫或孩子也是她的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但照顾身体虚弱的弟弟为她提供了更多的借口，免去正常生活中的种种义务和烦扰。这种女人表面上不知利己专门利人，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自私鬼。虽然她在提到去世的亲爱弟弟时，语气悲悯而慈爱，但我察觉到她对尿盆和轮椅的变态迷恋。三十年来，她牺牲了青春年华、牺牲了做母亲的机会，去伺候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吃喝拉撒，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放纵。我太了解安妮·毕晓普了，她不过是在慢性自杀，但又乐在其中。想到这里，我都为自己身为她的同性而感到羞耻。通常遇到这样的家伙，我都会忍不住让他们把自己的手插进喉咙里，直到他们恶心呕吐，并因吸入自己的呕吐物而死。

当她讲述痛苦经历而落泪时，我拍着她的手臂说：“我懂，我懂。我懂那是什么感觉。”

“你真的懂？”安妮说，“找到一个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人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

我点点头，看着安妮·毕晓普。尽管她实际上只有五十二岁，但说她七十岁了也有人信。她穿得不算差，但因为人不精神，所以套装也好礼服也罢，到她身上都像是皱巴巴的普通家居服。她的头发是棕色的，但已经开始泛白，那条中分线似乎四十五年都没有变过，刘海松垮垮地垂在额前。她画着黑色的眼线，一哭就全花了。她嘴唇单薄，神态古板，虽然称不上刻薄，但显然极少开口大笑。她的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仿佛受地球重力作用一般，皱纹的曲线都是朝下的。她性格怯懦，思想浅薄，会依附于任何可以提供庇护的人，如同一只受惊的松鼠。

她是完美的操控对象。

我向她讲述了我的故事，用的是比阿特丽斯·斯特朗这个化名，因为这是我仍在使用的身份。我的丈夫是萨凡纳的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八年前去世了，留下一套房产给我妹妹的儿子托德管理。托德不仅对房子管理不善，还败光了家中的遗产。去年秋天，他同他没规矩的妻子一起在一场严重交通事故中死了，害得我来负担葬礼费用，还有他欠的一屁股债。托德的儿子文森特也只好由我来抚养。我自己的儿子和他怀孕的妻子在日本冲绳的一所教会学校教书。我已经卖掉了萨凡纳的房子，还掉了最后一笔债，带着甥孙一起去北方，希望能开始一段新生活。

这个故事蹩脚极了。但我通过不时爱抚她的快感中心，让她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你外甥非常英俊。”安妮说。

我笑了笑，瞟了眼坐在过道对面的文森特。他上身穿着廉价的白衬衫和蓝色的防风夹克，打着黑领带，下身穿着皱巴巴的宽松长裤，还有我们在华盛顿的凯马特【6】买的一双黑色鞋子。我修剪了他的头发，但最后决定留着他的长发。现在，这些头发都干净整齐地扎在了脑后。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窗外的雪花和往后退去的景物。但我没办法改变他短小的下巴和脸上的青春痘。“谢谢。”我说，“他同他母亲长得很像。愿上帝使她灵魂安息。”

“他真安静啊。”安妮说。

我点点头，眼泪滑过脸颊。“那场事故……”我故意欲言又止，“可怜的孩子在事故中失去了大部分舌头。他们告诉我，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亲爱的，”安妮说，“上帝的意志是无法理解的，只能默默承受他的安排。”

大巴车在凌驾于费城南部绵延不绝的贫民窟之上的高速公路上奔驰。我们在车里互相安慰。

安妮·毕晓普很开心，因为我们接受了她的邀请，要去她家陪她几天。

费城闹市区人满为患，又闹又脏。我们来到地铁站，文森特带着我们的包，安妮买了从切斯纳特山到切尔腾大道的车票。在大巴上她已经给我描述过她在德国城的可爱房子。虽然她提到，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因为引入了“不良元素”而日渐堕落，但我脑中的德国城还是砖头和钢铁构成的费城中独立的世界。事实证明我错了。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微茫的暮色中一排排破旧的房屋和工厂，狭窄的街道上堆着被丢弃的汽车，大片的空地，随处都有黑鬼出没。除了能在火车车厢中和同铁轨平行的高速路上的汽车中偶尔看到几个白人外，整个城市似乎都被黑鬼占满了。我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坐在座位里，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看着穿着西装夹克的黑鬼小孩在空地上瞎跑，黑鬼男人在冷清的街道上要死不活地走着，黑鬼女人推着偷来的购物车。每扇黑黢黢的窗户背后，似乎都藏着一张黑鬼的脸……

我将脑袋靠在冰冷的窗户上，按捺住想哭的冲动。我的父亲是对的，在一战前最后一段晴朗的日子里，他曾经预言，一旦黑鬼获得投票权，这个国家就会开始腐烂。他们将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变成了肮脏、懒惰、绝望的废墟。

尼娜永远也不可能在这儿找到我。我过去几天的行动轨迹是完全随机的，同安妮待一周或几周——即便这意味着住进这群失业的黑鬼中间——将会在原有的随机模式上增加更多随机元素。

我们在郊区一个名叫切尔腾大道的车站下车。轨道两边都是水泥墙，城市就在轨道的上方。我突然害怕起来，累得不愿沿着阶梯爬上街道。我让大家坐在一条深黄色的硬木长椅上休息了几分钟。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我们面前驶过，返回市中心。一群黑鬼小孩蹦蹦跳跳地跑上阶梯，一边叫喊着脏话，一边互相推搡。我隐隐听见外面街道传来的声音。寒风瑟瑟，雪花飘飘扬扬地落在我们所在的候车区。文森特对此毫无反应，也没有拉上防风夹克的拉链。

“我们去打辆车吧。”安妮说。

我点点头，但直到我看见两只体型大如猫的老鼠之后才站起来。那两只老鼠从轨道对面的水泥墙缝隙中钻出来，开始在垃圾堆和干涸的下水道里搜寻食物。

出租车司机也是黑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们只坐了八个街区，他却明显多收了我们的钱。德国城里的建筑有石质的，也有砖砌的，随处可见霓虹灯和广告牌。切尔腾大道和德国城大道上车满为患，道路两边尽是廉价商店和酒吧，还有北方城市中常见的生活垃圾。但德国城大道上有真正的电车。在银行、酒吧、杂货铺中间，还零星可见古老的石质建筑，或者十九世纪的砖砌商店，或者树立着铁栅栏和绿色雕像的一小片公园。两个世纪前，这里一定是一个小村落，住着一群有教养的农夫和商人，他们选择在距费城六到十英里的地方生活。一百年前，这里一定是一个宁静的小镇，从费城坐火车只需几分钟就能到达——那时这里依然迷人，纵横交错的乡间小路旁坐落着一座座大房子，公路旁偶尔会有一两家旅馆。但今天，费城已经将德国城整个吞噬掉了，就像一条巨大的鲤鱼吞掉了比它漂亮得多的小鱼，只留下一具白骨，同消化液中的残渣混在一起。

安妮红着脸向我们介绍她的小房子，可见她真的对此备感骄傲。这座白色木房的风格完全与时代脱节，很可能是农舍改建而成，位于一条名叫女王巷的窄街上，距德国城大道几十码。房子周围立着高高的木栅栏，但破损严重，而且前部的栅栏上还喷有涂鸦。房前有一个很小的院子，根本不能同我在查尔斯顿的院子相提并论。前门廊也很小，二楼上只有两个小天窗。院子里长着两棵低矮的桃树，看起来已经不能再开花了。房子前面有一个前窗上趴满死苍蝇的干洗店；后面有一座似乎被遗弃了几十年的三层高的房子，只有偶尔在窗后闪现的人脸能表明那里还有人住。街对面有仓库、改造成复式住宅的下陷的砖砌房，以及往南延伸了半个街区的联排房屋。

“虽然简陋，但毕竟是家啊。”安妮说，等着我反驳她的前半段话。我反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