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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24日，星期三
这是娜塔莉·普雷斯顿度过的最孤独的圣诞前夜，她决定做点事驱散孤独。她拿上钱包和带135毫米人像镜头的尼康相机，离开家，驾车缓缓地进入查尔斯顿的老城区。时间还不到下午四点，但光线已经开始暗淡下来。
她驶过古老的房子和豪华的商店，听着广播里的圣诞音乐，心中思绪翻腾。
她想念父亲。尽管过去几年她同父亲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一想到他不在了——不在任何地方，不再想念她，不再等她——她就感觉五内俱焚，想放声痛哭。
她在电话里听到父亲遇害的消息时并没有哭。弗雷德送她去圣路易斯机场的时候，她也没有哭——弗雷德坚持要陪她，她坚决不让，他只好同意。她在葬礼上没有哭，在朋友和亲戚来抚慰她时没有哭。她父亲过世五天后，也就是她返回查尔斯顿四天后，一天晚上她睡不着，只好找书来看。她找到了一本平装书——由戴尔公司出版的吉恩·谢泼德的幽默小说。那本书掉下来，刚好摊到一页，页边上是父亲字体宽大的笔迹：今年圣诞节给娜特【90】的礼物。书中讲述了一个男孩在百货公司拜访圣诞老人的有趣经历，这让娜塔莉想起了四岁的时候，她自己的父母带她去市中心，排队等了一个小时，结果她在看到圣诞老人的时候却害怕得跑开了。读完书后，娜塔莉笑着笑着就流泪了，然后痛哭失声。她那天晚上哭了很久，天亮前只睡了大概一个钟头，然后起了床，感觉空虚、疲惫，但并不头晕恶心，没有患病般难受。她知道，更可怕的事还在等着她。
娜塔莉左转，经过彩虹街屋——一排五颜六色、刷着灰泥的联排房屋——煤气灯一盏盏亮了，街屋五颜六色的外表黯淡下来。她继续思考着。
留在查尔斯顿是个错误。邻居卡尔弗夫人几乎每个小时都会过来，但娜塔莉发现同这位老寡妇聊天相当疲乏且痛苦。她开始怀疑，卡尔弗夫人本来想成为第二位普雷斯顿夫人的。每当听到门上传来熟悉而胆怯的敲门声，娜塔莉就想去卧室躲起来。
弗雷德里克【91】每天晚上八点整都会从圣路易斯打电话：“宝贝，回来吧。继续留在你父亲的房子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想念你，宝贝。回家吧，回到弗雷德里克身边吧。”她能想象她的朋友和曾经的情人说这话时脸上严肃的表情。但大学城那间小公寓对她来讲已经不是家……而弗雷德里克在阿拉莫街的杂乱房间也只是他睡觉的地方。每天有十四个小时他都泡在电脑中心，苦苦钻研银河星团物质的分布机制。弗雷德里克是个聪明但基础教育不足的孩子。两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弗雷德两次去越南服役之后，就变得脾气暴躁，动不动就火冒三丈地捍卫自尊，而且斗志高昂地想要成为杰出的研究型数学家。娜塔莉认识弗雷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而娜塔莉去年还同他谈了大半年的恋爱。至少那时候她以为自己喜欢他。“回家吧，宝贝。”每晚娜塔莉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娜塔莉却仍然未能从丧父之痛中走出来，所以她虽然孤独却总是告诉弗雷德：“再等几天吧，弗雷德里克。再等几天吧。”
再等几天干什么呢？她想。灯光从南古炮台沿线的古老大房子的窗户中射出，照亮了门廊、矮棕榈、圆顶屋和栏杆。她一直非常喜欢城市的这个部分。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常带她沿着古炮台散步。十二岁之后她才意识到，这里没有黑人居住，而且所有漂亮的老宅子和漂亮的老商铺都是白人的。很多年后，她忍不住惊叹自己身为六十年代在南方成长起来的黑人女孩，竟然这么晚才知道这一事实。她从未注意到，她晚上散步时路过的大街，她从小梦想拥有的古老大房子，同一些游泳池、电影院和教堂一样，是不允许黑人进入的，她也从未想过要进去。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没有觉察到每天要忍受如此多的不公平。等娜塔莉可以独自在查尔斯顿大街上旅行的时候，厚颜无耻的标记已经被取掉，公共喷泉真正对所有人开放。但习惯仍然存在，两个世纪的传统所造就的隔阂依然保留了下来。娜塔莉至今都记得，1972年11月一个潮湿寒冷的日子，她站在“老南方”【92】古炮台南端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盯着那些大房子，意识到她的家人从未住过，将来也不会住到那里。但这个念头只是在她脑中一闪而过。娜塔莉继承了母亲的眼睛和父亲的自尊。约瑟夫·普雷斯顿是第一个在赫赫有名的海滨区开店的黑人商人，而她是约瑟夫·普雷斯顿的女儿。
娜塔莉沿着多克街行驶，经过翻修一新的多克街剧院。剧院二楼阳台上装饰着锻铁做的花与藤蔓。
她已经回家十天了。这十天里，她过着与之前迥然不同的生活。金特里现在应该下班了，在古老的县政府大楼里同他的副手和秘书互致晚安和圣诞祝福。他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
她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附近，心里想着金特里——罗伯特·约瑟夫·金特里。
上个星期五，将索尔·拉斯基送到机场去后，她同金特里几乎整天都待在一起。第二天也是。第一天他们谈论的基本全是拉斯基的故事，以及通过意志控制他人这种概念。“倘若教授是个疯子，他的理论不会伤害任何人。”金特里说，“如果他不是疯子，他的理论就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人都受到了伤害。”
娜塔莉告诉治安官，她曾经从自己的房间偷窥过教授。那时，筋疲力尽的纽约精神病医生正从厕所回到她的客厅沙发上睡觉。他光着脚，只穿着裤子还有一条“老人内裤”。娜塔莉看过他的右脚，小拇指不见了，苍白皮肤上的伤疤状如血管。
“这什么也证明不了。”金特里提醒她。
星期天他们还讨论过别的事情。金特里在家里为他俩做了饭。娜塔莉喜欢治安官的房子——一座离老城区十分钟车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建筑。整个社区都在改变之中——一些房子已经失修破碎，有的房子正在翻修一新。金特里的街区里住了许多年轻男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门前步行路上停着三轮车，门口的小片草坪上躺着跳绳，后院里传来阵阵欢笑声。
一楼的三个房间都堆满了书：与门厅相连的图书馆兼书房的墙上有内嵌式的漂亮书架；饭厅凸窗的两侧都是手工木制书架；厨房砖墙上有廉价的金属书架。金特里做色拉的时候，娜塔莉获准参观治安官的藏书。她在一个个房间里逡巡，用崇拜的目光欣赏着古老的皮革书，浏览着历史、社会、心理等十多个主题的藏书，对一排排间谍、神秘和悬疑小说报以微笑。金特里的书房太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刻蜷进椅子里，捧上一本书阅读。看着铺满纸张和文件的卷盖式写字台，衬垫超厚的皮革低背沙发椅，还有满墙的内嵌式书架，她不禁感叹自己在圣路易斯的工作室有多么寒碜。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的书房就像他父亲的暗室一样，给人的感觉温馨而舒适，仿佛世界中心一般。
色拉已经做好，烤宽面条放进烤箱，她同金特里坐在书房中，喝着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再次聊起了天——话题再次回到索尔·拉斯基的故事上。他们探讨了故事的可信度，以及自己对故事的看法。
“我感觉他是典型的偏执狂。”金特里说，“不过，如果一个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前十年就预见到大屠杀的细节，那任何优秀的心理学家，即便是犹太心理学家，也会将他诊断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他们悠闲地享用着晚餐，观看着窗外黑暗渐渐降临。金特里在满是酒瓶的地下室里翻找了一圈，娜塔莉建议他建一个酒窖，这让他窘红了脸，最后他带着两瓶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上来佐餐。她觉得晚餐棒极了，称赞他是一个懂美食的大厨。他讥讽说，厨艺好的女人就是好厨师，而会做饭的老光棍就是懂美食的大厨。她哈哈大笑，答应放弃这一成见。
成见。圣诞前夜，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旁，孤独地坐在气温迅速下降的车中，娜塔莉想到了成见。
娜塔莉对索尔·拉斯基的形象就抱有成见：纽约来的波兰裔犹太人，满脸络腮胡，黑暗的欧洲岁月给了他一双黑洞洞的眼睛——那种黑暗，娜塔莉永远永远想象不到，更无法理解。一位教授……一个精神病医生……在语言方面外行的娜塔莉听来，他那略带异国色彩的口音也许同弗洛伊德的维也纳方言差不多。这个人的眼镜竟然是用胶布粘起来的，同娜塔莉的埃伦姨妈一样。娜塔莉出生不久，姨妈就患了老年痴呆症——现在称为“阿尔茨海默病”——直到十一年后过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