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线铁幕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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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谈判的9个月里，富弼是主角，最重的戏份却不在他身上。远在西北边疆上的几个人才真正左右了帝国的命运。他们是范仲淹、狄青、种世衡。他们分别做了些事，效果嘛……很难说。一方面让李元昊剧烈头痛，在西夏境内不敢动弹，连带着富弼也能在耶律宗真面前挺直了腰说话。
另一方面，他们惹祸了，把李元昊逼到了墙角。没有退路，就只好狗急跳墙，拼个你死我活。好，现在一个个登场，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干的。
从范仲淹开始。提到他人们会很迷惑，宋朝300年间最了不起的人，在西北工作了四五年的时间，没见他打过什么胜仗啊，甚至也没打过仗啊，他那么大的名声是怎么来的？
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这涉及到了一个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问题。一个个体的人，要为当时的社会做出有益处的贡献，要有怎样的约束？
注意，是约束，而不是努力。可千万别乱努力，就好比喜欢上了某个姑娘了，得看准了人家好哪一口，再去献殷勤不迟。国家与臣子的关系也是这样。范仲淹是宋朝的臣子，不是唐朝的，针对已经成熟定型的宋朝国防方针，不能像要求他像唐朝的顶尖级将军那样，去千里奔袭，境外作战，把异族敌人绑回长安。
如果一定要强求，那很好，就会变成韩琦。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主战本身没有错，可在赵匡胤定下的国防政策里，任何人别想以军功冒升。哪怕是后来的岳飞、韩世忠等人，也只能在北宋与南宋的历史衔接的过渡夹缝里，短暂地闪亮过。
相信韩琦本身也明白了，好水川之战后，他性格仍然强硬好胜，但在军事上，再没有之前的“斗志”了。
范仲淹的高明，就在于他从开始就理解到了宋朝军政事务的神髓。所谓“攻中有防，防中带攻。”具体起来就是修砦。这个方式，以前基本是用在国内，是纯防御的，只要推广向前，就变成了移动的长城。
一步步向西夏的境内扩建，每建一处，就形成了攻防一体的战斗体系，一点点地蚕食掉了西夏的国土。在这9个月时间里，他修建了大顺城。这是宋朝庆历年间最大胆的一次修砦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位置。
它的前身是庆州西北方的马铺寨，再向西北方前进一点点，就是个历史名胜地——后桥川。宋、西夏战争最开始的三川口之战前，保安军、承平砦之战的尾声，李元昊之所以紧急退兵，就是因为他的后路，后桥寨被宋军洗劫了。
这就是大顺城之所以险要的原因，它深深地侵入了西夏国境之内，说是建了个寨子，其实是越过国境，抢了一大片领土。并且时刻把刀子顶在了党项人的脖子上，哪天高兴，就直接捅出去。
早春二月时，范仲淹召集庆州府众将，跟着他悄悄出城，一路向东北斜上方前进，一直到了前敌位置，和西夏势力接壤的柔远寨还没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到了敌占区之后，大兵们才惊奇地发现，前面好大一堆的老熟人啊。
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佑，和蕃族将领赵明。两人各带人马守着小山一样高的建筑材料。这些兵立即就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干活吧，不仅是和平时期，就算是战争时期，也得当建筑工。
15天之内，一座新城建起。争分夺秒，盖成之后立即就迎来了敌人。党项人急火攻心，才几天没留神，这么大个非法建筑就盖到家门口来了？！这还了得，立即拔掉它。
西夏方面集结了3万骑兵来攻城，一阵混战之后，骑兵们在新城墙面前撞得满头大包往回跑，这个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宋朝的军人们马上就要去追。范仲淹却拦住了他们。
我们就是来筑城的，现在目的完全达到，额外的好处半点都不要。
看着多小心，甚至是懦弱。但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宋朝从赵光义的幽燕之役开始，直到在李元昊手下吃大亏，军事上的白痴行为简直一以贯之，从来没有例外。就是开始得利，然后猛追，突然中伏，大败而回。就这么简单，百试百灵！
所以范仲淹才高明，我的骑兵是没有你们多，探子也搞不清敌情，但我一定要去追你们吗？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城盖好了，就等着我步步为营，稳步前进吧，终有一天，把你们的生存空间都压扁。到那时，你们想反攻的话，都会超级艰难，得把这一路上无数个城堡都拔掉！
历史在以后的长河证明了这种战略的正确性，在这时，更证明了范仲淹眼光的锐利。这3万名党项骑兵果然在半路上给宋朝人设下了一个大陷阱，只是在早春的寒风里傻等了很久、很久、很久，仍然半个人影也没有……
范仲淹已经回庆州了。
大顺城建起，打破了西北边疆的格局，西夏方面的白豹城、金汤城等据点变得芨芨可危，尤其重要的是范仲淹的不上当理念，让党项人无处发力，根本就找不出砍人的办法。历史的解读是要在很复杂的层面上进行的，在这种局面下，才有的那句流传千古，但又被耻笑千年的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半点都不好笑，而且也没有夸张。我个人觉得这两句歌谣的文字水平很高，因为用词非常准确。“军中一韩心胆寒。”
说的是韩琦，他的好水川之战是失败了，但作战的过程，还有党项人的损失，无论是输赢两方面，都疼到了骨头里。面对这样的对手，谁不胆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