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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霍肯—纽堡列车上 十月十日，星期六，凌晨十二点二十分
一行人分两组坐定：珍妮、洛德和扮演骑士的因佩里亚莱坐在车厢的前面；德威特、雷恩、布鲁克斯和埃亨四人则选了车厢中央两两相对的座位。
列车尚未开动，布鲁克斯直直地盯了德威特一会儿，突然转头对坐在他前面的雷恩说：“雷恩先生，您今晚说的有些话，令我感触颇深⋯⋯您曾提到在刹那间蕴含着‘无尽的岁月’。当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等待着陪审团的一声裁决——死亡？抑或步出法庭开始新生？全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决定。无尽的岁月，说得真是好啊！雷恩先生⋯⋯”
“是啊，说得真是准确极了。”德威特附和道。
“噢？你也这么认为？”布鲁克斯瞅了一眼德威特平静的脸孔，“这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部小说——我记得是安布鲁斯·比尔斯(1)写的，一部相当独特的小说，书中写到一个人面临绞刑，就在那——呃，怎么说呢，就在行刑的那一刹那，这个人居然把自己的一生，从头到尾，没有遗漏一个细节地在脑中重演一次。雷恩先生，这和您所说的无尽的岁月是一个意思吧，我相信一定还有不少作家处理过这样的想法吧。”
“我想我也看过这部小说，”雷恩回答，坐在布鲁克斯身旁的德威特也跟着点头，“时间这个概念，正如多年来科学所告诉我们的，是相对的。我们就以梦做例子——我们醒来，往往觉得整个睡眠期间都在做梦⋯⋯然而，一些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做梦的时间其实极其短暂，是发生在从无意识的睡眠中恢复意识醒来的那一瞬间，短短的一瞬间。”
“我也听过这个说法。”埃亨说。他坐在德威特和布鲁克斯的对面，脸向着两人。
“我真正想的是，”布鲁克斯说，同时又转头看看德威特，“这种特殊心理现象在现实中的情况。约翰，我忍不住好奇——我相信其他人也和我一样——今天，在宣判的那一刹那，你脑子里想到的究竟是什么？”
“也许，”雷恩体贴地说，“也许德威特先生不想再谈这个。”
“正好相反，”这个矮小的证券商这会儿两眼发亮，脸上的表情无比生动，“那一刻所带给我的，是有生以来最特别的一次经验。我想，这个经验正可充分支撑比尔斯的小说宗旨，也完全符合雷恩先生所说的有关梦的理论。”
“难道那一刻你脑中所浮现的，也是你这辈子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埃亨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不，不，不是那样，我那一刻想到的事很奇怪，根本是件不相干也应该不会再想起的事⋯⋯”德威特猛地往绿色的背垫上一靠，急急地说，“是有关某个人的身份的事情。大约九年前，我被纽约法庭选为陪审员参与一件谋杀案的审讯。被告是个颇粗犷的潦倒老头儿，被控在一间公寓杀害一个女人。那是以一级谋杀起诉的案子，地方检察官证明，这毫无疑问是经过仔细策划的杀人案——因此，凶手绝不可能是冤枉的。可是，在为时并不长的审讯过程中，甚至后来我们到陪审室讨论他是否有罪时，我脑子里怎么也挥不走一个感觉，就是在这之前我一定在哪里见过这个被告。于是，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努力想记起这个人到底是谁，但直到疲累得放弃为止，我始终记不起这个人是谁，我究竟是何时在哪里见过他⋯⋯”
这时，汽笛一响，车身一顿，列车吭哧吭哧发动起来。德威特稍稍提高嗓门：“长话短说，我和其他陪审员一样，按照警方所发现的证据，相信这个人的确犯了谋杀罪，也投了有罪一票。陪审团作出了有罪的决议，这个人也就被判处极刑并依法处决，事情到此为止，我自然也就把这整件事抛到脑后了。”
列车正式开动出站。德威特停下来，舔了舔嘴唇，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接腔。“我说奇怪的部分就在这里，九年来，我从未再想到这个人或这件事，但今天，当陪审长起身要宣告我的命运的那一瞬间——很不可思议的是，应该说就在法官询问陪审团结果的那句话的尾音刚落，陪审长的第一个字刚要出口的这短短一瞬间——忽然，毫无道理地，我的脑子轰然一声，一道灵光闪了进来，我不仅在那一刻奇怪地想起这个被判极刑的人的长相，更奇怪的是，我也同时记起来他是谁，以及我在哪里见过他——你们想想看，整整隔了九年的时间，之前我的脑子根本不再想这个人。”
“那他是谁？”布鲁克斯好奇地问。
德威特笑了起来，“所以我才说事情很奇怪⋯⋯那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浪迹南美，偶然来到一个叫巴瑞纳斯的小地方——在委内瑞拉的萨莫拉一带。有天晚上，我正要回我寄居的小屋，经过一条昏暗的小巷子时，听到有激烈打斗的声音。当时我年轻气盛，比现在的我有冒险精神多了。
“我身上带着一支左轮手枪，于是我赶快从枪套里拔出枪来往巷子里冲，发现两个衣衫褴褛的当地人正攻击一个白人，其中一个还手抓一把弯刀往那白人身上砍，于是我一扣扳机，不过子弹打偏了。但我看到，那两名拦路贼吓坏了，撒腿就跑，那个被攻击的白人瘫在地上，身上有好几处刀伤。我走过去看他时，心想这人的伤势一定很严重，但他却自己撑着站起来，在裤子上抹抹流出的血，小声地跟我道了声谢，就一跛一跛地消失在黑暗中。在这期间，我只匆匆看了他的脸一眼。这个人，我在二十年前救了他一命，也正是后来我参与审判、把他送上电椅的那个人。造化捉弄人，是吧？”
众人一阵欷歔，在接下来的沉默中，雷恩若有所思地说：“这段离奇的故事，值得收入民俗传说里。”
列车仍疾驰着，夜幕里稀稀朗朗地点缀着灯光——这一带是威霍肯的郊外。
“但我自己认为这件事最特殊的一点在于，”德威特继续说，“一个我怎么想都解决不了的谜团，居然在我自己生死攸关的一刹那豁然而解！记住，这个人的脸我只见过一次，而且是在那么多年以前⋯⋯”
“这是我听过的最神奇的事情之一。”布鲁克斯仍感慨万千。
“人类的心灵其实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要神秘强大多了，尤其在面对死亡的那一刻，甚至会比德威特先生的这种亲身经历更神奇。”雷恩说，“八个星期前，我从报上看到一篇报道，是发生在维也纳的一桩谋杀案的细节描述。情形大概是这样的：有名男子被射杀在所住的旅馆房间里，维也纳警方毫无困难地立刻查明了死者的身份，这人是个黑社会的小喽，曾经被各方吸收为线人。谋杀动机很明显是报复，可能死者向警方告密，引起凶手仇视而动手。报道上还说，死者寄居这个旅馆好几个月了，很少出门，连用餐都在房间内，好像在逃避追杀。尸体被发现时，桌上还摆着吃罢未收的餐具。他在离餐桌七英尺处中枪，致命的一枪，但并未立刻丧命，这是依据现场所遗留的痕迹推断出来的：尸体躺在餐桌脚旁，从此处到他中枪的地毯上拖着长长的血迹。现场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餐桌上的糖罐整个儿打翻了，白色的砂糖洒了一桌，而且有一把在死者手中紧紧握着，一整把砂糖。”
“有趣。”德威特喃喃地说。
“这情形似乎很容易解释，死者在离桌子七英尺处中枪，努力爬向餐桌，再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起身，抓了桌上的一把砂糖，才力竭倒地死去。但是，为什么？这把砂糖指涉的意义是什么？死者临终前的拼死举动究竟有什么意义？至此，维也纳警方显然触礁了。我总结了这份报道，”雷恩对三个目瞪口呆的听众微微一笑，“对这些极其诱人的谜题作出了解答。于是我写了封信到维也纳，几星期后，当地的警察局局长回了我一封信，信上说，凶手在我的信寄到前已遭逮捕，但我的推断正确地解开了死者和砂糖之间谜一般的关系——甚至在凶手坦白后，维也纳警方仍对此大惑不解。”
